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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道至简:风云激荡的帝国

 

大风起兮云飞扬,威加海内兮归故乡,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”

 

196年汉高祖刘邦抱病东征,率汉军追击淮南王英布时,途经家乡沛县,对酒当歌作了这首横绝四海,穿越千古的大风歌。在风云变幻,波云诡谲的历史舞台上,刘邦这位威加海内的英雄,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,时常怀有“天下汹汹,兵连祸结,成败未可知也”的戒惧之心。

 

他感叹“那里去寻找勇猛之士,为他守御四方”歌罢慷慨伤怀,悲欣交集,潸然泪下。六个月之后,刘邦在长安病逝。“是生存还是毁灭”这个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式的千古之问,同样困扰着汉帝国的后继者们,他们又该如何做呢……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郡国并举

 

西汉的政体是分封制与郡县制相互糅杂。

西周世代是典型的贵族宗亲世袭政治,其制度的核心是地方的“分封制”与职官的“世卿世禄制”。这一格局在战国中后期出现了变化,各诸侯国已普遍设有郡县,郡县的长官打破了世袭制,由国君直接任免,比如楚国设有黔中郡,韩国设有上党郡,郡县制的出现,加强了中央集权。

 

郡县制可以理解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;分封制可以理解为封建地方自治制度。秦始皇统一中国,建立了秦王朝后,统治集团内部关于施行“郡县制”还是“分封制”展开过一次大讨论:

 

博士淳于越认为“我听说殷周两代,共千余年,分封子弟功臣,各建藩辅,拱卫朝廷。今陛下富有四海,而子弟为匹夫,不效法古代而能长久的,我从来没有听说过”。丞相李斯认为“淳于越说的是三代以前的事情了。周朝分封诸侯,数代之后,诸侯之间血亲疏远,形同陌路,周室衰微,天下纷争,干戈四起,战乱绵延数百年。秦朝统一四海,理应新朝新气象,不宜分封,应效法后王,推行郡县制,使皇帝并有天下,国家定于一尊,后世也可免于战乱之祸”。秦始皇支持丞相李斯的意见,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,遂分天下为三十六郡。 

 

 

 

西汉帝国建立之初,也面临着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困惑,而汉人以其独特的道家政治思维,破解了这一迷局。汉王朝是如何做到的呢?

 

后世史家总是说“汉承秦制”这个结论未免有些简单化了。其实在汉人的眼里,大秦是暴秦,并不是可以效法的对象。建立在战争废墟上的汉帝国,并没有完全采纳秦朝的带有中央集权色彩的郡县制,而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举,汉帝国从法理上是承认地方自治的。

 

此时的西汉帝国还不是标准的中央集权制国家,而更像德意志第二帝国German Empire 18711918那样的联邦制帝国。天下54郡帝国中央政府只直辖15郡,余下为各诸侯王国所有,各王国设置丞相百官,拥有行政权与司法权,像富庶的吴王国还拥有铸币权。汉郡十分之三四,王国属郡十分之六七,可谓0.382 vs 0.618,接近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黄金分割比例。

 

这个中央与地方的分治比例,不仅保持了西汉初年,中央政权对诸侯国的相对优势,也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,更使得中央与地方在区域自治的基础上达成了均势平衡,这是汉人在总结了前代治乱得失基础上的一次制度性创新,它接近了道家思想中的“有无之相生,长短之相形,高下之相盈”《道德经·第二章》有关“对立同一”的朴素辩证法原则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以静制动

 

西汉定都长安,在战略上是以静制动。

    在“垓下之战”消灭项羽之后,刘邦在定陶即位为天子。在选择都城时,谋士娄敬建议说:“秦地被山带河,四塞为固,纵然有急,百万之众可立具也,因秦之故,资其美膏腴之地,此所谓天府之地,陛下入关而都之,山东虽乱,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。夫与人斗,不扼其喉,拊其背,未能全其胜也;今陛下得秦之故地,此也为扼天下之喉拊天下之背也”。

 

娄敬的建议得到了张良的支持,张良对关中的战略形势,作了一番精彩的分析:“关中,左崤函,右陇蜀,沃野千里,南有巴蜀之饶,北有胡宛之利,阻三面而守,而独以一面东制诸侯;诸侯安定,漕挽天下,西给京师;诸侯有变,顺流而下,足以委输”。

 

娄敬与张良之所以赞成西汉应定都于关中,一是看重关中有易守能攻的险要地理条件,可以养精蓄锐,以静治动,东制诸侯;二是看重关中有良好的农业基础与尚武的民众,可为耕战之凭借。定都关中,正是为帝国长治久安而考虑的,因此新都城被命名为“长安”。

 

   事后的发展,也足以印证帝国的选择是正确的。西汉统治集团在施行分封制的同时,也对未来有可能的叛乱作了预先的谋划与推演。在分封之前,西汉中央政府通过定都掌控了战略大势,取得了以静制动的战略优势。 

景帝三年(前154年),爆发吴楚七国之乱。朝廷部署大将军窦婴坐镇洛阳,守卫荥阳成皋之关隘,为梁国之后援,使得二十万吴楚叛军顿兵于梁都睢阳。太尉周亚夫率汉军车骑主力通过三川谷地,渡河北上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降赵国,击败齐地叛军,然后转兵锋南下与梁王刘武的军队汇合,先断吴楚联军粮道,再发动总攻,击败了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的主力。整个战争,是典型的东西争衡,战场西起荥阳成皋,北至赵地,东达齐地,决胜于江淮之间,可谓是“楚汉相争”之翻版,只不过时间更快,从西汉中央政府出兵平叛,到战争结束,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。

   

汉军之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,就达成了作战目的,主要取决于先期掌握的政治与军事地理上的优势,取决于汉军富有军事经验,精兵良将调度有方,这一切合在一起,就收到了“控天下之形胜”“蓄势待发”“开阖自如”“以静制动”的战略效果。

 

这是老子“以正治邦,以奇用兵,以无事取天下”。《道德经·五十七章》的最佳之诠释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无为而治

 

西汉初年的统治思想是“无为而治”。

在政治意识形态上,西汉初年摒弃了秦朝单一的法家治国理论,而是奉行“与民休息”“顺乎民欲”“清静无为”“见素抱朴”“少私寡欲”“静中有动”的黄老政治来培养国力。这是一次成功的社会“静养疗法”在中国历史上,前无古人,也后无来者。其成功精髓就在于“不扰民”“不生事”“不运动”“不折腾”治大国犹如烹小鲜,火候不到“不能随意翻烧饼”,火候到了,烧饼还是要翻过来的,不翻就糊了。汉武帝锐意革新,翻得就是前人的烧饼,他打破了汉初利益板结化的局面,完成了帝国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,在这种自我更新中,汉武帝的权力也达到了高峰。这就是老子所言的“有所为,有所不为”以便达到“无为无不为”之境界。

 

文景之后,虽有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但就其统治思想而言,仍然是“霸王道杂之”。西汉帝国的政治信仰不是唯一真理论,而是多元工具论,接近于美国实用主义大师威廉·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言的“有用即真理”。这使得汉人激情飞扬,奔放通脱,勇于开拓,善于自我革新,自始至终也没有陷入到思想僵化的教条中去……

 

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大道至简   

 

西汉帝国的内政是大道至简。

高后二年推行土地改革,这次全国性的授田确权,建立了田宅按等级私人长期占有的制度,这为以后土地私有及土地买卖铺平了道路。吕后二年律令的颁布,使得汉帝国的“经济所有制”基本确立起来。一方面,帝国金字塔顶端的诸侯王,侯爵、两千石以上高官,按照品秩等级,占有大量土地与赋税,享受着诸多经济特权,过着锦衣玉食的豪华生活;另一方面,广大自耕农也获得了土地的长期使用权。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,人民有了恒产,所有权与使用权稳定下来,就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。此为“贵贱相安”“贫富各得其所”之举。这就是老子所谓“实其腹”“强其骨”的“圣人之治”。老百姓有了恒产,有工作,不失业,吃饱了肚子,自然不会想入非非,天下自然就安定了。人民安居乐业,丰衣足食,过上有尊严的生活,即使有一两个不逞之徒,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。

 

汉文帝时期,发生了非常有名的“缇萦救父”的故事。汉文帝没有当成个案去处理,而是以此为契机,推行司法改革,改革的核心就是“约法省刑”废除了自夏商周以来施行已久的肉刑制。所谓肉刑就是依据罪行轻重而伤残犯人肢体的刑罚,分为五等(墨、劓、、宫、大辟,最轻的是墨刑,脸上刺字,起到警戒之效;比墨刑重一等的是劓刑,割掉鼻子,属于毁容刑;比劓刑重一等的是刑,砍断足脚,属于残废刑;比刑重一等的是宫刑,破坏生育能力,属于绝育刑;最重的是大辟,是斩首,属死刑。这在中国司法史上被称为中华法系的“前五刑”

 

汉文帝以“刑德并用”的原则,废除商周以来的沿袭已久的肉刑(奴隶制前五刑),在中国司法史以及后世的司法实践中,具有里程碑的意义,此举为“封建制后五刑“的出现(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)作了铺垫,推动了残废刑向惩戒刑的过渡,推动了奴隶制刑法向封建制刑法的转化。毕竟刑罚的目的,是惩戒以求自新,因此刑罚要合乎德育教化,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带有原罪的残疾人……

 

西汉文景二帝的统治时期,推行“轻徭薄赋”“与民休息”“节约民力”的政策。帝国实施了两次全民大减税并形成了制度化,使得综合税负控制在6.5%3%之间(十五税一与三十税一),这在中国历代政权的税负中,都是最低的了。西汉的低税率历经文景两代,持续了近四十年的时间,社会的元气得以恢复,人民安居乐业,得以休养生息,政府藏富于民,这为经济繁荣营造了条件。有意思的是,从出土的汉代陶俑上,我们发现了汉佣与秦俑的不同之处。秦俑高大威武,透着杀气,有包卷海内,一扫六合的气势,而汉佣面目祥和,带着自信的微笑,这是汉人精神风貌的速写,是汉帝国“幸福指数”的真实投影……

 

西汉统治者提倡节俭薄葬,汉文帝开放皇家园林(上林苑)允许平民樵采渔猎,未央宫不用金玉装饰,为节约开支,汉廷禁止繁文缛节,多年不修宫室,可谓“声禁重、色禁重、衣禁重、香禁重、味禁重、室禁重”一切追求清雅自然,不尚华丽。

 

正如刘向所言“德弥厚者葬弥薄,知愈深者葬愈微”。文皇帝刘恒推崇黄老思想,认为“金玉盈室,莫之能守也”《道德经·第九章》从而带头施行薄葬,临终遗诏批评了世间厚葬之风:“厚葬以破业,重服以伤生。”是说厚葬浪费大量财力物力,过分哀悼悲恸有害身心健康,明确表示了“吾甚不取”的态度。遗言“霸陵因山川之形势,不起山坟,陪葬用瓦器,不随葬金玉,仪式从简,中外臣民三日止哀除去孝服,服丧期间,不得禁止官民娶妻、嫁女、祭祀、饮酒、吃肉,入宫亲临丧事、服丧哭祭之人,都不要赤脚,免受寒冷之苦,后宫嫔妃自夫人以下,可放出宫外与家人团聚,任由改嫁”。

 

文景二帝成功地推行了黄老政治,使得西汉帝国的国力蒸蒸日上,史称“文景之治”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“人民家家户户衣食丰足,从都市到乡村仓廪殷实,政府的府库财用充足”到景帝末年,国家粮仓中的储备粮,新粮一层层压着旧粮,很多陈年之粮已经腐败不能食了,国库中一串串钱堆积如山,穿钱的绳子都腐朽了”。

 

很多平民之家,因为家境殷实,都饲养着大量的马匹。汉武帝元狩四年(前119年)汉朝全国动员,进行了第五次反击匈奴的漠北大战,为此汉军组建了十五万骑兵,分三路进击漠北,政府从民间一次征购了十五万匹军马。养马的综合成本非常高,因此,马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,都是财富的象征,从这件事上,我们也可看出西汉社会的富裕程度了。

 

文皇帝刘恒即位于忧患之间,得国于危难之后。二十三年少私寡欲,见素抱朴,笼络民心,励精图治,天下大治。这就是老子所说的:“受邦之过,是谓社稷之主,受邦之不祥,是谓天下之王,正言若反”《道德经·第八十章》。能承受国家屈辱的,才配做国家的君主;能承受国家灾祸的,才配做天下的君王。正话有时听着像反话一样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以柔克刚

 

西汉帝国的外交是以柔克刚。

高祖七年(前200年),匈奴侵扰北方边境,刘邦率汉军三十万迎击匈奴,因为轻敌冒进,被匈奴主力三十万骑围困于白登山,达七昼夜之久,天气严寒,汉军持戟之士的手指都被冻掉了,形势岌岌可畏。吕后采纳陈平之计,遣使厚贿匈奴阏氏(王后),才使刘邦得以脱险。

 

 “白登之围”一举奠定了西汉初年“匈强汉弱”的基本战略格局,以至于汉军数十年对匈奴不敢轻易言战。刘邦亲眼看到匈奴军力强大,国中成年男子全为精骑,来去如风,作战彪悍,汉军与匈奴军强弱悬殊,知道不可力敌,遂采纳刘敬之策与匈奴和亲,以求获得宝贵的战略阶段期,修养生息,培养国力。

 

刘邦死后,匈奴冒顿单于写国书索婚敲诈于吕后,书中有“陛下独立,忧愤孤居,两主不乐,无以自虞,愿以所有,易其所无”“吾有控弦之士三十万,愿南下一游”的无礼之语。吕后看到后,虽然很生气,但是鉴于匈奴强大,不敢发作,给冒顿的回信中称道:“我已经老了,头发、牙齿脱落,走路都不稳了,不值得您的厚爱,送上车马,以表达谢意”。吕后不愿因此事而与匈奴交恶,轻启战端,打无把握之仗,仍然执行与匈奴的和亲政策。

 

“和亲”是西汉对匈的基本外交政策,历经高、惠、文、景四代,共计七十余年。“和亲”说好听的,是两国结为姻亲,说不好听的,其实是西汉为维系和平对匈奴的长期贿买与纳贡。既然是贿买,汉自然不会把真公主远嫁匈奴,匈奴也不会改变对汉朝边郡的侵扰。和亲只不过是弱的一方低姿态示好于强的一方,保持两国不撕破脸皮,不打大仗,维系脆弱之和平,得以粗安而已……

 

随着匈奴的强大,南下侵扰汉境,杀掠边民,在汉文帝时期,达到一个高峰。文帝十四年(前166年)老上单于率十四万骑破彭阳、朝那,大入萧关,长驱直入,如无人之境,前锋到达离长安仅一百里的甘泉宫,关中戒严。汉文帝亲往霸上慰问军队,视察细柳营时,对将军周亚夫的治军之道极为赞赏,称“国家若有缓急,周亚夫可以将兵”。此时,西汉中央政府征发车骑步兵三十万,拦截围堵匈奴,但不敢跟匈奴主力决战,看匈奴杀掠而去。此后为维持关中的安全,防止匈奴大军深入汉境,造成“烽火甘泉”的危局,西汉政府加大了与匈奴的和亲力度,至汉景帝时,匈奴入寇次数才逐步降低,汉朝才算暂时缓了一口气。

 

汉武帝时大规模反击匈奴,历经五次大战,匈奴远遁漠北,漠南无王庭,汉匈战略形势得以改观,之后有了张骞通西域开辟“丝绸之路”的中亚凿空之旅。汉人政权控制河西走廊,深入西域腹地,拓地数千里,使得“暮云飞渡单于台,名马葡萄入汉家”。如今的“一路一带”从某种意义上说,也是继承发扬了先民开拓的荣光。

 

总结西汉前期的汉匈关系,汉朝先从卑辞厚礼地执行和亲政策,再到大张旗鼓的军事讨伐,汉匈双方力量之消长,是“以柔克刚”的结果,这就是《道德经》所言的“强大居下,柔弱细微居上”“以天下之至柔,驰骋天下之至坚,如入无间”的道理了。同时也是道家所推崇的“知雄守雌,知荣守辱,知黑守白”的恒德之道了。

 

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,仍服侍于殷,后世谓之为全德;越王勾践有石屋养马之辱,十年教训,十年生聚,二十年卧薪尝胆,终能灭吴兴国。后人不会因此讥讽文王胆怯,更不会嘲笑勾践不丈夫。实力悬殊,服软装孙子并非耻辱,实为迫不得已之举,有卑躬屈膝,韬光养晦的时候,便有驰骋天下,扬眉吐气之时。

 

历史以时间为轴线,给予每个民族复兴翻盘的机会,关键是能否正确的把握……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分化制衡

 

西汉帝国对地方的统治是分化制衡。

一、注重战略分割,以近藩制远藩,这是汉朝对诸侯国的外部监控之策。

 

汉初的行政区划是“郡县制”与“分封制”并存,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相互杂糅。天下五十四郡中,汉郡十分之三四,诸侯王属郡十分之六七。西汉中央政府直辖郡共计十五个,多为边郡(例如渔阳、上谷、右北平、定襄、雁门、扶风、巴、蜀等)全是天下险要之处,控制着中国地理第二阶梯,形成半月形战略枢纽,有高屋建瓴之势,边郡民风彪悍,出良马精兵;诸侯王国属郡共计三十九个,全为内郡(如魏、临淄、河间、庐江、丹阳、会稽、豫章等),全是天下膏腴之地,经济富庶。有的诸侯王国疆土辽阔,比如齐王国共有四郡七十二城,吴王国共有三郡五十四城,其他的诸侯王国跨郡联县的也为数众多,在加上180个大大小小的侯国掺杂期间,便构成了西汉初年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犬牙交错,错综复杂的行政格局。

 

孝文皇帝之时,贾谊上《治安策》称“诸侯强大,不尊京师,诏令汉法不通行于天下,本末倒置,枝强干弱,是值得叹息的事情”。贾谊建议:“举淮南地以益淮阳,而为梁王立后,割淮阳以北二三列城以益梁,不可者,可徙代王都淮阳。梁起于新郑以北著之河,淮阳包陈以南达之江,则大诸侯有异心者,破胆不敢谋。梁足以捍齐赵,淮阳足以禁吴楚,陛下高枕,终无山东之忧矣”。

 

贾谊的策略是“举火慢炖”朝廷可分封齐王的儿子,将齐国拆分为齐、济南、淄川、胶西、胶东五国,以弱山东之势,同时分封皇子出镇梁国、淮阳国,扩充两国的地盘,加强两国的军备,用梁国监控齐赵,用淮阳监控吴楚,用近亲宗室监督远亲诸侯。

 

汉文帝认为解决诸侯割据的问题不可急躁。“急则失本,躁则失君”急功近利就会丧失根本,轻燥无谋就会失去主宰地位。《道德经·二十六章》遂采纳贾谊的策略,派皇子刘揖、刘武出镇梁、淮阳两国。之后,梁怀王刘揖死后无嗣,文帝派嫡次子刘武继任梁王,就藩梁国。吴楚七国之乱时,刘武枕戈达旦,率梁军力战,死守睢阳,配合汉军主力牵制吴楚,为平叛赢得时间,建立了殊功。

 

二、《左官律》为西汉中央政府对地方利益集团从内部制衡的策略。

 

西汉的分封制与西周的分封制有很大的不同。西周分封制自上而下浑然一体,比较规范,按照周王——诸候——卿大夫——士的顺序逐级分封,责权利比较清晰,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治权(拥有军队,分封大夫),至于诸侯的统权,也就是对诸侯国的所有权,是在周王朝的统权框架内的,也就是诸侯的“小产权”要服从周王的“大产权”。诸侯的行为要合乎周礼,这就是“国之大事,在祀在戎”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。

 

西汉的情况比较复杂,郡县与分封并存,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一直是处于博弈状态,最后是中央集权占了上风。西汉的郡县制与分封制都属于变量,并非向西周那样的稳固有序,责权利也不清晰。就具体以诸侯国来论,情况也各不相同,西汉中央政府有的会控制的多些,比如长沙国;有的控制少些,比如齐、楚、赵等国,有的完全控制不了,比如刘濞的吴国。

 

西汉的诸侯国,无论是王国还是侯国,都设职官,军队(诸侯王有地方武装,列侯有卫队),名义上归诸侯指挥。王与列侯都有自己的后宫制度,在封国内车马制度比拟天子,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、治安权、司法权、军事指挥权、财权等等。权力看上去不小,但这些都是表面的,实际上,西汉中央政府不可能让诸侯实际享有这么多治权。诸侯王对封国的控制是直接的,朝廷对封国的控制是间接的。他们之间,谁控制的多些,谁控制的少些,那就要取决于双方博弈的结果。这就是诸侯王与汉廷之间矛盾产生的原因之一了。

 

西汉建国时,为了羁縻各诸侯国,刘邦采用谋士张良的策略,规定各诸侯王国的三公,也就是太傅、丞相、御史大夫,必须由朝廷任命,并颁给黄金印,以重权威。诸侯王年幼时,由汉廷所置丞相主政,王成年后,再还政于诸侯王。诸侯王国丞相的人选,更是重中之重,必须要选择既忠于朝廷,且富有威望才干的人士担任,否则就不能起到从内部制约诸侯的目的。

 

汉朝先后任命利苍为长沙国丞相,其子利豨为长沙国中尉;袁盎为吴国丞相;贾谊为长沙国太傅,后迁任梁国太傅;主父偃为燕相、齐相,已收对诸侯的内部制衡之效。汉朝平定七国之乱后,汉武帝为了节制诸侯,颁布“左官律”与“附益法”限制诸侯王招揽人才,联络朝官,诸侯王国政务全由朝廷任命的汉官执掌,诸侯王统而不治,实为虚君,只享受赋税,无任何实权,形同富家翁而已了。

 

三、推恩令是西汉中央政府从内部分化地方利益集团的策略。

 

汉武帝刘彻即位后,诸侯王的势力有所膨胀,各地又出现连州跨郡的大诸侯国了,朝廷以此为忧,谋士主父偃针对这种情况,上书汉武帝:

 

“古者诸侯不过百里,强弱之形易制。今诸侯或连城数十,地方千里,缓则骄奢易为淫乱,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。今以法割削之,则逆节萌起,前日晁错是也。今诸侯子弟或十数,而适嗣代立,余虽骨肉,无尺寸之地封,则仁孝之道不宣。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,以地侯之。彼人人喜得所愿,上以德施,实分其国,不削而稍弱矣。”

 

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计策,施行推恩令,是用柔性平和的办法,成功破解了困扰历代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。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与180位侯爵及其家族,构成了西汉帝国金字塔的顶端,他们掌握了帝国绝大部分的财富与政治资源,形成了一个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集团。一纸推恩令用和平方式打破了既有格局,将汉初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从内部拆分的七零八落,使其“势分形散”不可能成为国家变革道路上的阻碍者。自古以来,大凡既得利益集团无不建立在“私心”与“制度漏洞”的基础之上的,但正因为它建立在“私心”与“制度漏洞”的基础之上,将其“化之于无形”才成为可能。汉武帝的推恩令可谓打蛇打七寸,高明就高明在因势利导。汉武帝啃硬骨头,不是杀出一条血路式的硬啃,而是一片片切香肠式的巧啃……

 

汉武帝所用推恩令的手法,正是老子所说的“将欲拾之,必固张之;将欲弱之,必固强之;将欲废之,必固兴之;将欲取之,必固与之”《道德经·三十六章》的“以柔化强”之道了。

 

因此,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在《宣汉德辞》中神采激昂的写道:“汉兴七十有八载,德茂存乎六世,威武纷纭。必有非常之人,然后行非常之事,有非常之事,然后有非常之功……”这是汉帝国功德的真实之写照。

 

自汉兴以来,这场以道家政治思想为主导的,历经高、惠、文、景、武各代,共计80余年的静养疗法,有效化解了秦朝高压政治所积聚的政治反作用力。汉帝国没有沿着历史形成的惯性走下去,而是有继承有创新,成功引导了历史的反向动能,并将其转化成一种蓬勃向上的正能量,从而打下了两汉四百年统治的根基。

 

跨越秦汉的这段历史,以及这次成功的社会大转型,不仅完美的诠释了历史进程中的黄老之治的精髓,其关节之处无不体现出汉人的智慧,其中有不少是值得后世总结与探讨的。 

 

 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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