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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国并不如烟•解读诸葛亮的人事布局(治军篇)

 

诸葛亮治军与御将之法

 

我们现在看到的《将苑》这本书,据考证是托名于诸葛亮的伪书,研究诸葛亮的军事思想,此书自然无可采信。从现有史料来观诸葛亮的将略,会发现如下一些特点:

 

一、善于练兵,注重兵器改进,史称蜀军甲兵犀利,诸葛亮长于巧思,造损益连弩,木牛流马,取胜之道在于器良技熟。

二、推演兵法,作八阵图,善于以步制骑,以弩制敌,发扬诸兵种合成战力,使蜀军堂堂之阵,无懈可击。

三、擅长山地丛林作战,能够发挥山地步兵的长处,善于利用地形退军设伏,利用远射兵器杀伤敌军有生力量,曾经乘高布伏射杀曹魏名将张、王双,使魏军不敢轻易追袭。因此,蜀军兵力虽少,但与曹魏作战的过程中来去自如,一直掌握着战场主动权。

四、行军有法,进退有据,调度有序,驻军营垒严整,极有章法。蜀军军纪肃然,在魏境内,也犹如在国中一样秋毫无犯,这是真正的王者之师,以至于司马懿在视察诸葛亮的营垒处所后,也称赞他是“天下奇才”。

五、善于集中兵力,全攻全守,用兵谨慎,不行险,不轻易分兵,即使不全胜,也能保证主力不受损。

六、善于诱敌制胜。收复武都、阴平与第六次北伐在祁山击败司马懿主力,都是诱敌入援,将不擅山地战的魏军引入山地不利地带,再使用精锐主力邀击。

七、诸葛亮北伐,坚持战略指导优于战役指挥的原则,采用的是法正当年的中策,争夺陇右,蚕食雍凉,广拓境土的稳妥战略。蜀国以至弱当至强,北伐中原并非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,而是量力而行,有利则进,不利则退。

八、治军之道,在于追求强兵,不轻易用强将,治兵求精,选将要慎,对不可靠的悍将,要驾驭有法。

 

孔明点将,不爱用跟刘备打江山的开国名将,如魏延、赵云等,也不爱用将二代,如关兴、关统、张绍、赵统。对将门之后,诸葛亮表面器重,夸奖有加,但不轻易付之于兵权。相较而言,诸葛亮比较喜欢用北方来的有实际经验的降将领兵,比如姜维、王平、马岱;同时也常遴选中下层将领担当重任,如向宠、高翔、陈式。开国大将资格老,功勋卓著,用起来不顺手,此其一,其二如果他们建立大功,威望必有凌越之势,就会破坏蜀汉的政治平衡。至于关张赵等将门之后,诸葛亮虽对其荣宠有加,但也要防止他们势力膨胀,自然也就不尽其才了。只有北方降将与中下级将领,由于在蜀国高层没有根基,比较好用,唯命是从,更懂得知恩图报,既能干又听话,也就更易于培养为心腹爱将了。

诸葛亮对兵权抓的很紧,尤其是对蜀军各将的兵力分配,诸葛统一部署,严格管控,使任何一位将军所率之兵都不过万人,用现代军事术语讲,诸葛亮建立了一个扁平化军事指挥架构,这样使得他对军队的领导更加集中有效。蜀军有两支部队最为重要,要派得力可靠的将领统率。一支是留守成都的御营,兵力有一万人左右,是蜀军的精锐武力,刘备在世时,都是亲自统率或由赵云统领。诸葛亮北伐前在《出师表》中奏请由将军向宠督御营,让后主“营中之事,悉以咨之”。御营兵的调动由后主咨询留守大臣侍中董允、费祎、郭攸之后施行,实际指挥权由向宠担任。这样就使宫中府中营中俱为一体,实现了皇权、政权、军权的整合。第二支部队,是蜀汉的五部飞军,兵力也有一万人,是南征后新组建的一支精锐山地丛林步兵,全由南中地区的青羌敢战之士组成,诸葛亮任命自己最得力的大将王平统率飞军,北伐时作为精选前锋使用。

 

当年刘备打江山,依靠的是寒族武士集团。因此,蜀汉政权从刘备开始,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传统,就是对武人过于宽纵,使得个别大将骄横难制,以至于败坏大局。关羽为人强梁,刚而自矜;张飞鞭挞士卒,暴而无恩;魏延自恃功高,矜己凌人。诸葛亮对武将跋扈的危害,是有清醒认识的,在主政之后,自然极力遏制这种现象。在御将方面,尤其是处理同大将魏延的关系,孔明顾全大局,能够做到“包容”二字,但没有蔺相如待廉颇之雅量。因为诸葛亮并非是不负军事领导责任的蔺相如,单靠“相忍为国”就能“将相和”的,魏延也不是负荆请罪,能识大体的老廉颇。孔明对魏延虽不信重,但能包容,所谓“包容”也绝非以牺牲原则与路线作为交换的,孔明在军事上从不行险,魏延喜欢兵行险招,两人可谓南辕北辙。诸葛亮执行蜀汉的军事体制,生前坚持“以相制将”以保证全军听命于自己,死后坚决不使统帅权落到魏延的手里,以威胁身后的军政布局。诸葛亮死后,魏延无论反与不反,在孔明的安排下,恐怕都是一个废子了。

 

诸葛亮一生敬爱贤才,救蒋琬于罪吏,拔王平于营伍,识姜维于敌阵,选张嶷于危难之间,用邓芝于才士之内,但即便如此,诸葛亮绝不会信重一个有才干,有锋芒,并能威胁到执政基础的“悍将”。魏延的悲剧也就这样形成了,这是魏延的悲剧,也难说不是诸葛的悲剧。世人常言,凡是大才之人总有不如人意之处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。大凡奇才,要放手信用,才能建立奇勋。当年,汉景帝信用桀骜不逊的周亚夫,曹孟德信用德行不嘉的郭奉孝,不都是信用奇才而建立奇功的吗。

后世说诸葛亮不重用魏延,这话也未必贴切。第五次与第六次北伐时,诸葛亮都是用魏延、吴懿、高翔、吴班为前锋大破魏军,魏延也因功被升为前军师、征西大将军,假节钺,领汉中太守,封南郑侯,生前官爵已在赵云之上。准确的说,诸葛亮对能征善战,勇猛过人“性矜高”的魏延是重用而不信用,“重用”与“信用”之间是有区别的,重用也只是权宜之计,诸葛亮要将“军中刺头儿”魏延置于可控范围之内去使用,不会让其独当一面,难免就会不尽其材了。

 

据《三国志·蜀书·魏延传》记载:“延每随亮出,辄欲请兵万人,与亮异道会于潼关,如韩信故事,亮制不许”。魏延也因此“常谓亮为怯,叹恨己才用之不尽”。但矛盾还不在于此,最主要的是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,魏延不听调动对军权的觊觎之心在蜀军高层内部逐渐公开化了,这已触及到孔明所能包容的底线了,魏延此举直接威胁蜀汉未来的政治格局。诸葛与魏延不是人事之争,而是权力之争。魏延的性格越来越凶险偏激,既不唯上,也不合群,变成了一个为夺取军权,不计任何代价,不计后果的“孤狼型”将领,这才是魏延悲剧的根本原因。

 

诸葛亮对魏延感到非常头疼,在同兄长诸葛瑾的家书中也多有提及,此事连吴主孙权都知道了,痛骂魏延是个竖牧小人,若无诸葛亮必反。陈寿评论此事说:“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,但欲除杀仪等。平日诸将素不同,冀时论必当以代亮。本指如此,不便背叛”。(志·蜀书·延传)这是替魏延的开脱之词。魏延烧毁栈道,占据南谷口,逆击蜀军大部,想杀全军代理指挥官,抢夺军权,这跟反叛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,非常时期,用军事手段抢班夺权,比背叛投敌还坏,所造成的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。连魏延本部士卒都知道理亏,一哄而散,不跟他瞎折腾,可见不得人心如此。魏延之死,不属于被冤杀,魏延是个悲剧人物,但是他的悲剧,多一半是咎由自取。他如果尚存理智,不恣意胡为,以他的功勋地位,本来是可以高官厚禄,得以善终的。

 

 

诸葛亮要确保死后蜀国也要施行他的政治路线,就要把军政大权交到自己人的手里,这样才能放心。因此,他选中了德才兼备的蒋琬、费、姜维,作为自己政治与军事的接班人,使他们赞襄王业,共保社稷。蒋琬严整持重,是干国之器;费祎雅性谦素,具备调和能力,这是诸葛所赞赏的。孔明临终前,向朝廷秘密推荐了蒋琬与费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,这是运用了“永安托孤”的最高抉择权,同刘禅达成的一份最高政治协议。从彼时的“刘备托国”再到此时的“诸葛亮托政”这是蜀汉权力分配的第二次重大调整,由于后主刘禅没有自己政治团队,所以必须要使用诸葛亮留下的军政骨干,这样就确保了蜀汉政权的平稳过渡,保证了诸葛亮身后的政治影响,避免了人亡政息。至于虽有才干,但为人狷狭的杨仪,诸葛亮在临终前,已不动声色地将其布置为身后的一枚弃子了。魏延与杨仪水火难容,孔明遗命让杨仪代理蜀军的指挥权,以便钳制魏延的不轨行为,但回到成都后,有才无德的杨仪被授以虚职,被挂起来了。

 

 

 

魏延与杨仪的“职场矛盾”由来已久,在蜀汉内部也是尽人皆知的了,两人虽然互不服气,怨忿很深,不能合作共事,但是从性格上讲,这两人其实是一路人,都是自恃功大才高,目空一切,EQ很低的人。杨仪是诸葛亮的亲信,知道丞相不喜欢魏延,所以轻蔑之情就挂在脸上了。一般来讲,大凡领导讨厌的人,其他的同事同僚,都会跟他保持个距离,但是有的人,大面上还过得去,有的人就表现的很露骨了。杨仪就是这种表现的很露骨的人,魏延也不吃他这套,拔刀威胁杨仪并加以辱骂,杨仪哭的跟花瓜一样,这俩丑态百出。男人有时候心眼也很小,被当众伤害尊严,心中愤愤不能平,这口恶气怎么也咽不下去,梁子一时半会儿解不了。杨仪一个文官也就罢了,魏文长是出生入死的领兵大将,心胸也如此狭隘,令人可鄙。杨仪是长史,是诸葛亮的大秘,掌管机要;魏延是两朝老将,功勋地位在诸将之上。二人都身居显爵要职,本来应该相互尊重,通力合作,但却因各自的性格弄得水火不容,到头来是二虎竟食,两败俱伤。

 

至于谈到“人生价值”的体现,所谓“才华”与“功劳”必须要在团队合作的平台上,才能得以实现,这是“锦”与“花”的关系,锦之不存,花将焉附?所以越是优秀人才与有功人员,就越要谦虚谨慎,低调退忍,保持良好的可沟通可合作状态,不能恃才傲物,居功自傲,矜己凌人,否则就会为众人所嫌,众口所垢,走到自己的反面上去了。创业之时,智商比情商重要;守业之时,情商比智商重要。

 

重视团队合作的诸葛亮生前倚重魏杨二人的才干,不忍有所偏颇,但对两人并非没有看法,由于杨仪与诸葛亮关系较近,魏延关系较远,魏延的不服气不仅针对杨仪,同时还针对杨仪身后的诸葛亮。魏延作为下属自然不敢同诸葛亮发生直接冲突,但是经常把怨气撒到秘书长(长史)杨仪的身上,因此孔明对魏延的不良印象也就更多一些了。诸葛亮生前尚可管控二人的矛盾,但以二人处事风格来论,今后无论谁掌大权,都会危害蜀汉全局。

 

诸葛亮临终的军事部署,用一句话概括就是:外防司马懿追击,内防魏延部逆动。诸葛亮去世时遗命魏延断后,姜维次之,姜维所部作为第二梯队,既可支援魏延,也可监视魏延。诸葛亮交代“若延不从命,军便自发”主力与魏延脱离接触,按原定方案撤兵(志·蜀书·延传)。此时,魏延有四条路可走,一受命断后,二跟随主力,三北投曹魏,四南下异动,如果魏延南下有过激行动,杨仪统率的蜀军本部与王平统率的无当飞军,兵力十数倍于魏延所部,政策攻心,示以形势,制服魏延绰绰有余。三条生路,魏延却偏要走一条死路,能怨得了别人吗。后人说魏延有勇有谋,我没有看出他的“谋”来,这员将一生爱行险,兵出子午谷如此,不计后果的夺权也如此。

 

诸葛亮并非不知蜀汉人才凋零,但更看重身后“政通人和”的局面,蜀国要继续贯彻他所确立的“文官政治”与“依法治国”的方略,就必须由成熟的政治家来掌舵,坚决杜绝武夫乱军干政。他在临终前作出除魏延,废杨仪的部署,可谓亲疏同罚,这就跟当年挥泪斩马谡一样,既是痛苦的抉择,也是顾全大局的无奈之举,同时也是非常正确的决定。对无法无天,尾大不掉,危害国家安全与政局稳定的军中老虎,无论他的功劳有多大,职位有多高,一味姑息迁就,终不是长久之计。关键时刻,要下决心,周密部署巧安排,用铁腕将其压制与清除,方为长治久安的万全之策。“诸葛一生唯谨慎”孔明一生从不行险,在用人上也是如此,在身后事的安排上,也是滴水不漏。孔明是智慧的化身,同时这位威权人士也是一个手操权柄,杀伐决断的狠角色。“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,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”陈寿之评语岂非虚言?

 

古人云:选贤与能,野不遗贤,物尽其用,人尽其才。但在封建制度下,这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,所谓完美状态其实就是无法实现的状态。事实上,任何执政者对人才的取舍,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,诸葛亮自然也不例外。从古至今,政治具备很强的现实意义与实践性,集权政体自有一套游戏规则,民主政权也不乏一套运作规律。即使是民主政治,选战要有策略,宣传要有方略,执政要有政略,外交要有战略,对敌对国家要有谋略,危急之时要有权略。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,随着时代的发展,国家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复杂化与多样化趋势,这是客观存在的。因此,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,什么样的制度下,舍智略机谋而能治天下者,古之未有。道策术三位一体,既要务虚,也要务实,只会秀理论,胸中实无一策,以实干的事角度来看,恐怕是不行的。在中国每一次社会进步都是以血作为填充与注脚的,无论古今,要想实现美好的理想与合乎人道,顺应人性的价值观,没有非常之人,行非常之手段,往往是行不通的,虽然很悲哀,也很无奈,但是舍此并无他途。

 

所以,我们不能将政治智慧、政治技巧、管理手段、用人之道、斡旋之策、捭阖之法,简单地归结为权术,这种技巧是统合力与博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,关乎未来之成败。刀具既可以用来做饭,也可以用来杀人,可为厨具,可为凶器,这不是刀具本身的错误,关键在于,人们能否善意的使用它,使之达到善意的目的……

 

在三国纷扰之世,诸葛亮在确保自身执政地位不受影响的情况下,将用人原则中的“公与私”“德与忠”“才与智”“能与廉”“博与专”“文与武”“取与舍”“用与废”等诸多方面的问题,实现了最佳的统一,取了最大公约数,凝聚了大多数,优化了人才配置,恩威并施打造了一支既忠于自己,又忠于国家的政治团队,不仅保证自身的执政地位,同时又实现了蜀汉政权的长期稳定,这是诸葛亮用人的过人之处。诸葛亮绝非不会用人,而是知道用什么人,但即便是会用人,其结果也并非尽随人愿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诸葛亮选才任能,既有局限之处,亦有独到之处,此中的经验与教训,是值得后人探讨与总结的。

 

政治家不能只看道德面的操守,更多地要看政绩面的作为。对政治家的功德业绩,我向来的看法是,既不贬低,也不拔高,而是要了解其真实的一面,一切以“当时”及“后世”的影响来判定。不过大凡历史人物,无论善恶成败,都是“担当了生前事,何计身后评”的,都说盖棺而定,其实盖棺也未必能定。后人评价前人,总是取决于后人的利益,也许讲出历史的真实并不难,作出公允的评价是最难的,正如《邺城歌》中所言“古人作事无巨细,寂寞豪华皆有意。书生轻议冢中人,冢中笑尔书生气”……

   

         (全文完,共分治军、治国、为政三篇)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完成于201615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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