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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国并不如烟•解读诸葛亮的人事布局(治国篇)

 

 诸葛亮治国与用人之道

诸葛亮治国,有几条带电的政治高压线是绝对不能触动的。永安托孤,诸葛亮被先主授予全权,维护刘备的名誉就是维护自身合法性,诸葛亮不允许蜀汉官员私议先帝,这既出于对先主发自内心的报效之情,也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。廖立虽说很有才,但私下批评刘备,非议朝政,公然挑战这个底线,因此诸葛亮上表将其流放于荒山。这当然属于因言废人了,西蜀是战时体制,诸葛治国是开明专制,虽然诸葛亮提倡集思广益,但在核心问题上,却又压制言论的表达。从刘备到诸葛亮,蜀汉向来有因言治罪的传统,彭漾、廖立、来敏、杨仪都成了这一传统的牺牲品。可见在法度严谨,政治循循有序的光环之下,蜀汉才士们的内心世界是十分郁闷的,直到蒋琬主政,这种局面才略有好转。后世有个论调大意是说,蜀汉的衰落在于因言废人,我觉得这是中肯之论。

 

国家的强盛需要包容异质思维,对异见不要过早的下结论,无论正反,要取其一二合理之处。异见无损于政局稳定,反而会使执政更具兼容性,使得政治生态环境变得丰富而有弹性,这会增加政治修复力与调差率。自古以来,未见有因压制言论而能强国的,相反因封闭信息而失国的例子,倒是比比皆是。国家政治犹如一部交响乐,弃共鸣而求独奏,过分强调一种声音,是难成曲调的。一个好的政治家犹如指挥家,他会协调多乐部,使五音协和,奏出华美的乐章。

 

诸葛亮为政有一个底线,就是不允许蜀汉内部有人挑战他的权威。诸葛亮生前既不交权,也不放权,这就决定了他要事必躬亲;去世以后最高政权要交到自己指定的继承人的手里,这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政治团队。由于刘备托国所言的“必能安国”“终定大事”是“如其不才”“君可自取”的合理性前提,所以诸葛亮为了保持最高抉择权,就必须要北定中原,建立全功,但在北伐的过程中,又不能让人在功业上超越他,从而威胁到自身的执政地位,这就面临一个如何用人的问题了。

 

西蜀是刘禅坐江山,诸葛治江山,正如后主所言“政由葛氏,祭则寡人”。(志·蜀书·后主传,引魏略)诸葛亮开府治事,相府就成了政府“宫中府中俱为一体”宫廷与政府在管理机制上早已合二为一,是一套班子挂两个牌子。丞相代朝廷治国理军,忠于丞相就是忠于朝廷,而忠于朝廷的,不一定就忠于丞相。西蜀虽然没有曹魏那样激烈的“宫府之争”但诸葛亮面临的也是当年曹操所面临的问题,就是如何理顺这两者间关系,最大限度的扩大自己的支持者,稳固自己的执政基础,把跟自己合作的人搞得多多的,把反对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,或者说让其发挥不出作用,以免损伤国体,危乱全局。这是诸葛亮治国用人的侧重点之一。

自东汉一朝,士人察举征辟与官员升迁,都凭官长举荐,上级官员也多举荐能够知恩图报之人,被提拔者也就自然成了门生故吏,从而建立某种官场从属关系。正所谓“拜官于公朝,谢恩于私门”说的就是当时官场的潜规则。

 

诸葛亮与曹操虽都是一代权臣,但在用人取向上却有明显的不同。曹操培养使用的是,只忠于自己,不忠于汉献帝的人,比如荀就是既忠于曹操又忠于汉室,虽然荀文若谋功为高与曹操又是儿女亲家的关系,但最终也不能为曹操所容;而诸葛亮培养使用的是,既忠于自己,又忠于蜀汉的人。曹操有雄心有野心,因此培养单向忠诚;诸葛亮有雄心无野心,所以培养双向忠诚,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了。因此,诸葛的门生故吏旧将,忠义智勇之士很多,除杨仪一人之外,均能全其大节。

 

在“德”“才”“忠”“廉”这些用人标准中,诸葛亮为己为国选拔人才,从来把忠放在第一位,既忠于自己,又忠于朝廷,具备了这个前提,再去考量德才。诸葛亮提拔的人才,如蒋琬、费、董允、向宠、郭攸之、秦宓、邓芝、张嶷、陈式、高翔、马忠、姜维、樊建、董厥等人,都是既忠于丞相,又忠于朝廷的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。对诸葛亮而言,忠于自己,不忠于朝廷,有才无德的人也可用,比如长史杨仪;只要忠于自己,言过其实的人也可用,比如参军马谡。但是不忠于自己,只忠于朝廷,又有德才的老臣,就不能放手使用了,比如大将魏延与赵云。政治领袖只有先保权位,才可选贤与能,以图功业,诸葛亮此举也在情理之中与规则之内,但合乎情理,也未必都是最佳的,但诸葛亮无论重用一人也罢,不重用一人也好,都能依法待之,在赏罚上一碗水端平,可以因亲疏而任用,绝不因亲疏而废法。

 

第一次北伐失败,诸葛亮挥泪斩马谡,是依法治军,也是形势所迫,但如果从诸葛亮存废取舍的一贯风格上去分析的话,未尝不是深恨马谡在街亭时不执行自己的部署,违背节度,阴奉阳违,另行其事的原因了。换言之,马谡的所作所为,已经触犯了诸葛亮治国的大忌了。表面上看,马谡因丢街亭而被军法所诛,但深层次的原因,却是因为他作为丞相的心腹,却不忠实执行丞相的军事路线,这种行为是诸葛亮难以容忍的,马谡也因此丢掉了性命。

 

马谡是诸葛亮的亲信之人,用马谡守街亭,用的就是可靠,但有的时候,看似最可靠的,恰恰成了最不可靠的。因为相互亲近而忽视了对一个人的客观评价,以至于造成误判、误用、误事、误军、误国,这种当局者迷,因亲而误的现象,也是很值得深思的了。战后,孔明上表后主自责道:“臣授任无方,明不知人,恤事多暗,春秋责帅,臣职是当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:“我诸葛亮指挥失当,不能知人善任,考虑问题又很糊涂。按照春秋大义,打了败仗,主帅要被问责,我责无旁贷,理应为这次失败负责。”这一番话,真可谓痛定思痛之语了。

诸葛亮为政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“依法治国,以术御下,以文制武,以公道之心理民”。后世总言,自古治蜀之人,未有能过诸葛亮者,一直到现在云贵川一带,老百姓仍视其为神,立庙祭祀,四时香火不断。陈寿在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中称赞道:“诸葛亮为相国也,抚百姓,示仪轨,约官职,从权制,开诚心,布公道;尽忠益时虽仇必赏,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,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;善无微而不赏,恶无纤而不贬;庶事精炼,物理其本。循名责实,虚伪不齿;终于邦城之内,咸畏而爱之,刑政虽峻而无怨者,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”。当时蜀国人对诸葛亮的情感十分复杂,既怕他又爱他,因此,陈寿在评语中用了“畏而爱之”这个词。说实话,领导人让人“又怕又恨”很容易,让人“又怕又爱”可就难了……

 

特别需要指出的是,诸葛亮的“依法治国”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“以法治国”。诸葛亮所奉行的法制(又被称为法度)是调和封建统治秩序,维护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国法(也被称之为王法),并不是现代文明国家所奉行的建立在社会契约精神之上,用来维护全民权利的公法。“依法治国”与“以法治国”“法制”与“法治”“权力”与“权利”“国法”与“公法”一字不同,便有本质上的差别了。

 

诸葛亮与曹操作为封建政治家,具备非常清醒的政治头脑,知晓“制法而自犯之,何以帅下”的道理。因此他们身体力行饯行法制,以法制为治国理民的抓手,将“人治”至于“法制”之下,虽做不到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也不可能做到“同罪同刑”,但是他们面对过失,能够有区别的接受形式化的惩处,用来履行“相在法下”的原则,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了。民主国家,首相有了失误,选民可以改选,议会可以罢免;封建国家,那就要看领导人的政治觉悟了。客观条件下的他律则易,主观条件下的自律最难。

 

曹孟德割发代首,诸葛亮自贬三级,无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与动机,无论是真心还是形势所迫,最起码人家表面做到了,只看行动,不问动机,能做到就是值得肯定的,对国家政治而言,这毕竟是一种正能量的行为,也是一种积极的补救之举。实事求是,亡羊补牢也总比视而不见,酿成大祸要好很多,这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威信,这是一个大政治家应有的气度与胸怀,相反有了失误了,非要封锁真相,极力遮掩,跟齐宣王见孟子一样,顾左右而言他,这也许得利于一时,但未知的祸患,肯定在后面。

 

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。有错无错,并非领导人执政合法性的全部基础。一个有弹性的政治机制不是不允许主政者犯任何错误,也不是有错误就要引咎辞职。你不让他犯错,他就要千方百计掩过,甚至永不回头,一条道走到黑,而是要鼓励主政者有机会、有勇气、有条件去改正错误,这才是一个合乎人性,且成本较低的政治机制……

 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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