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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词·美艳背后的国家危机(上篇)

   文风·民风·国风

 

翻看宋词,时常感叹两宋,一个柔美华丽丽的时代。一部《全宋词》就像是一部大宋情史,委婉热烈,缠绵悱恻,浪漫如七彩气泡,美艳的令人心醉。宋人生活精致,有着“雨打梨花深闭门”的优雅娴静;宋人生性平和,不失一份“绿酒初尝人易醉,一枕小窗浓睡”的雍容神闲;宋人感情细腻,总有一种“落花人独立,微雨燕双飞”的淡淡愁思。宋人很有点小资情调,教池游苑,乞巧登高,踏雪寻梅,元宵灯会,可谓雪季花时,各有观赏。当然还有“夜阑灯火上樊楼”的罗曼蒂克少年与自己心仪的小娘子“纤手破新橙,相对坐调笙。”宋词中这种唯美中国风的意境,自然可以引发时下文青们的共鸣,华丽丽的长短句经过音乐人妙手一拨,就转化成李宇春《蜀绣》中的“红酥手青丝万千根,姻缘多一分”幻化成周传雄的“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?”……

 

总感觉,宋代的男人像女人,女人如水,整个国家都阴性化了,呈现出一种“国家女性化倾向” feminine tendency of the country才子多情,佳人妩媚,游女带香偎伴笑,琵琶弦上说相思,结果却很不幸的被周边的少数民族给群殴了。赵宋的百年风流琴折弦断,东坡的豪放,柳七的不羁,美成的缠绵,小晏的多情,都随着“靖康之难”的到来,被公元1127年的那一场雪,吹得无影无踪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后人一提到两宋,脑海中就会闪出“积贫积弱”这个词。这个时代缺少了春秋战国的血气贲张,没有了汉唐两代的恢弘大气,而多了一份风花雪月的儿女情长。仔细一想,大家常说的“弱宋”,究竟“弱”在那里呢?宋朝的经济不弱,科技不弱,文化也不弱,甚至于在军事上,也不像后人所言的那么不堪一击。靖康之后,南宋的文明之花继续绽放在锦绣江南,对抗金蒙长达一百五十余年,绚丽灿漫之处,化成了一段临安记忆,而南明却没有做到。其实,宋的弱主要弱在一种心态上,宋朝历史上出现过优柔寡断的昏君,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杀人如剪草的暴君。宋代统治者在文化的浸润之下,身上少了一丝权力的霸气,而多了一份人文的情怀,他们成功的将人民弱化了,而反过来自己也被弱化了。

 

这种整体的“自弱化”,造成了北宋末年,中原士大夫眼中的“金军人如虎,如龙,上山如猿,入水如獭,其势如泰山,中国如累卵” 1的强烈不自信,侵入中原的金兵快成“人猿泰山”了,犹如魔兽入侵,宋人受过惊吓之后,言语难免会有些夸张。这其实是一种“镜子效应”,人们关注的总是自己欠缺与脆弱的一面,就像镜子里折射出来的,永远是自己相反的那一面一样,而谁也不会想到镜子有时也有失真的时候。

 

宋朝的中央集权程度较高,君主专制度较低,可谓“集权而不“极权”。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和知识精英与文化贤达,形成了鱼水关系,构建了稳固的政治联盟。宋代的优秀知识分子有广阔的上升空间,因此,大宋帝国有完善的文官体制,有高素质的文官队伍,再加上始终如一的开明优厚的知识分子政策,这一切都促成了北宋的文质灿烂,造就了宋代高度的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。

 

 两宋文华灼蓁,是一个很有些文化范的时代,苏东坡的诗词歌赋;苏黄米蔡的书法;范宽与米芾的山水画;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;李清照的婉约词;宋徽宗的瘦金体与花鸟工笔,不仅名冠一时,也为后世所推崇。

 

宋代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,科举制的完善,考举制度的深入人心,使得人们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,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,并非遥不可及之梦。宋代有宽宏的文化氛围,因此,宋人生性平和,从上到下,都知书好礼,整个社会崇尚文化,群体和谐度较高,即便底层民众也没有太多的暴戾之气。唐宋八大家中,宋人占了六个,这不是偶然的,是有一定社会基因的。凡事都有利弊之说,大凡崇尚文化的国度,可以因文而弱,也可因文而安。

   

宋人珍惜自己的和平生活,和平发展一直是他们心中的追求。重经济、兴工商、振文教、轻武人、专守防卫,规避战争的“北宋模式”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很高的经济收益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·阿诺斯L.S.STAVRIANOS在《全球通史》THE WORLD TO 1500 & THE WORLD SINCE 1500 Global History 一书中,对中国宋朝是这样评价的:“宋朝值得注意的是,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,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增加了贸易总额,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,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,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。”2

 

 内需消费是北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。北宋全国252个州、府、军所在的城市中,有102个城市的商税超过了一万贯3。商税成为了宋政府最大的税种,在财政收入的比例中,商税对财政的贡献率仅次于禁榷(国有垄断经济,专买、特许经营)和官营制作业,而远远高于田赋(农业税)。自古以来,国家要想获利,莫过于搞国有资源型垄断经济了,经营成本最低,利润可实现最大化,效率也不需要太高,而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量,可以是最低的,从这层意义上讲,北宋政府可谓理财有方。古今中外,许多政府都不愿意把社会代价作为第一考量,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。

 

北宋帝国的精华地域是开封、洛阳、商丘、大名所构成的四辅地区。在这个方圆十万平方公里的“四辅经济圈”上,共有四个纺织中心,两个陶瓷基地,人口超过二十万的城市共有七个,商税超过一万贯的城镇多达十余个,四京的商税区域集中度更是超过了百分之七十五4。在这片土地上,心灵手巧的女人们织出了“举之若无,真似霞雾”的汴梁纹纱;富于创新的男人们烧出了“雨过天晴云破处”的汝窑瓷器。

 

汝瓷非玉、似玉、胜玉的质地,珍珠玛瑙般天蓝色的光泽,简洁古朴细腻优雅的造型,形成了一种令人着迷的浑圆天成的高雅气韵,这是宋代文化、美学、精神、灵感、工艺的集中体现,折射出宋人雍容平和的性格,可谓“人之神思融入器之神韵,器之神韵烘托人之神思”。全世界仅存的67件宋汝窑都是价值连城的绝世珍品,后人难以企及也山寨不出来,强要模仿也总有东施效颦之感。

 

南宋的领土面积与人口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,但是南宋个别财年的收入竟高达8000万缗(约4000万两白银)高于北宋每财年收入6000万缗(3000万两白银)的均值水平5,除了技术进步(如陶瓷覆烧技术、农业圩田技术、引进高产优质稻、造船技术的改进,指南针用于航海)所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之外,更主要的是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,对外贸易为南宋带来了滚滚的财源。在投资、消费、外贸三驾马车中,对南宋经济拉动最大的就是海外贸易(市舶之利)。可见,两宋社会富裕是绝对的,国家积贫积弱是相对的。经济一路绿灯,财政一路红灯,这是体制臃肿,冗兵冗官冗政所带来的财政赤字,不代表社会不富裕,经济不繁荣,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;但社会富裕与经济繁荣,也不一定就代表民众生活水平会有普遍性的提高,这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因为概念不同,所以是不可以正反推导的。

 

宋代是一个重商的时代,民间经商蔚然成风,封建商品经济十分繁荣,北宋首都汴京跃升为当时最大的消费城市,具备了某种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。我们发现,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按市场供需关系来配置资源的按照《东京梦华录》的记载:都城汴梁商业繁荣,只要有市场需求,就会有人提供商品与服务。不仅在市场上吃喝玩乐的消费品应有尽有,就连牲畜饲料,宠物食品,女孩儿用的洗面水,病人的煎点汤药都有销售。由于京都人士购买力旺盛,喜爱夜游,大量的酒肆、夜市、茶楼不避风雪寒暑,通宵营业,直至天明。物质生活的提高,促进了都市夜生活的丰富多彩。“梦幻之都”汴梁成为了北中国一座闪亮的不夜城。 

宋代的城市生活无疑是迷人的。《东京梦华录》中的汴梁城一片良辰美景奈何天:京城之外,百里之内,都是花圃。清明节前后,春容满野,百花吐蕊,万紫千红、争奇斗艳。京城内外到处是粉墙细柳,春水涓涓,芳草如茵,花气袭人。若赶上春日融融的好天气,四处可见赏春踏青之人。一时间,骏骑骄嘶、香车辗转、莺啼芳树,燕舞晴空,红妆弹琴于宝榭层楼之颠,秀面吟歌近画桥流水之畔。举目是女郎秋千娇笑,触处则少年蹴轻狂,花絮时扑人面,蜂蝶暗随归骑,真是秀色如图人如画……

 

全年之中最令京都人家如醉如狂的便是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了。入夜以后,整个汴京都成为了一座狂欢之城,四处萧鼓大作,丝竹婉转,华灯如昼,流光溢彩,在这火树银花不夜天中,“笑语盈盈暗香去”的女孩子又成为了这不眠之夜的一道亮丽风景。她们笑匀妆面,朱帘半揭,手捻玉梅,妖波向人,恍恍然若凌波仙子。李易安词中曾有“中州盛日,闺中多暇,曾记偏重三五,铺翠冠儿,捻金雪柳,簇带争济楚”的美好回忆,可见元夕之夜,是许多女孩儿最自由快乐的一天。在这个“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,星如雨,宝马雕车香满路”的浪漫元夕,在欢腾的海洋里,在阑珊的灯火下,有多少少男少女萍水际遇,相聚时是烈火,分别后是寂寞,即带来了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的誓言;也留下了“不见去年人,泪湿春衫袖”的惆怅。对宋人而言,“上元时节”往往意味着浓浓的美丽与淡淡的哀愁……

 

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,宋代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无疑是最高的,这一切造就了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那段繁华,成就了《东京梦华录》中的七彩绚丽,使得两宋成为了经济繁荣与文化昌盛的锦绣时代。在这样富庶的时代里,宋人的小日子过的不错,生活丰富多彩,不要说赵官家不想打仗,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是厌战的。和平主义思潮深入宋人的骨髓。只要能避免战争,宋政府放弃用武力收复故土;签订宋辽互不侵犯条约(澶渊之盟);宋辽建立全面和平伙伴关系;对强大的外邦定期送几份大礼(岁币);给小国时常来点压岁钱(岁帛);给周边国家提供一些公共产品(通商互市),这在北宋老百姓的意识中并非不可接受,和自己的幸福生活相比,与外邦关系破裂以及战争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,务实的宋人不会“务虚名而蹈实祸”。由于军事力量差距明显,具有文化优越感的宋人,虽然内心对北国极为不屑,但在现实中也只能花钱买和平“秋波流转暗伤神”了!

 

老百姓花钱买所需,统治者花钱买平安,因此,所有的历史都是一部消费史,既消费商品,也消费和平。无论是国家也好,民众也好,只有拥有和平的大环境,才可双赢,利益才可最大化;只有对内不折腾百姓,对外不折腾邻国,才可共赢,才可长治久安,才能赢得长久的发展,留得“锦山秀水照烟霞”。

 

后世论及此事,总是说赵宋十分软弱,朝野上下都得了“恐辽症”与“恐金症”,不能吹响集结号,不敢对外亮剑,宁无一个是男儿,只能搞“汴京欢迎你”。但如果在开疆拓土、虚名浮利与人民的和平生活、生命财产之间,去寻找一个平衡点的话,孰轻孰重?每个时代的人,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。在这样的抉择中,永远没有最好的,也不会有唯一的,更不会有应该的,只有最理智的。无论作出怎样的选择,都是一种“量力而行”的自由,而不是一种“自我限定”的义务。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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